251208 SOCIETY B 平等的反思 #楊聰財醫師與楊聰才診所暨心理衛生中心精神醫療專業團隊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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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反思/Une brève histoire de l’égalité/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陳郁雯/衛城出版/2024/0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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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貧富差距逐步擴大的今日，反而是百年來最平等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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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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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好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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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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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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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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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繼續追求平等，最合理的路徑似乎已經畫得清清楚楚：我們應該讓那些在二十世紀成功促進平等、人類進步與繁榮的制度發展得更好、適用得更廣，例如福利國家與累進稅。但如果期望繼續朝此方向前進，不可不深入了解這些制度遇到的瓶頸以及從一九八○年開始削弱它們的因素。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八○年間，是社會與政治抗爭讓促進平等的制度成為可能，沒有社會大眾、沒有集體動員起來強力支持走向下一個階段，就不可能踏出這一步。雖然雷根與柴契爾的改革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影響深遠，但原因不僅在於獲得統治階級的普遍支持以及擁有媒體、智庫和政治獻金形成的強大影響力網絡（雖然這些因素當然都發揮了作用）。平等派聯盟本身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他們未能成功建立一套能取代舊論述的嶄新敘事，並為福利國家與累進稅號召到足夠的支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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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切顯然與租稅累進性的強度有關。以二％為最高稅率的累進稅和稅率可高達九十％的累進稅並不是同一回事。二十世紀的經驗證明，對財富頂層課以幾近充公的稅率是有可能做到的，這堂重要的歷史課卻很少有人上過。其次，累進稅的問題不能與福利國家的問題分開思考。我們先前已看到二十世紀福利國家的建構反映在財富社會化的明顯趨勢上（歐洲主要國家的國庫收入由一九一四年前的十％國民所得，上升到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四十％至五十％左右），這件事證明我們完全有可能不依靠商品邏輯來組織眾多事業部門，尤其是醫療與教育，以及文化、交通、能源產業。沒有人可以預先決定這樣的歷程會如何發展，不論是牽涉的事業部門名單，未來在這些不同的部門中會發展出何種分散式與參與式的組織形態（醫院與療養院、中小學與大學、協會與基金會、政府行政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合作社與地方公營事業等），或是受影響的公共經費的支應規定與範圍（或許有一天會達到國民所得的六十％或七十％或更多）。 相反的，比較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我們不能讓人們再次相信公共經費的制度思維是以租稅與社會正義的追求為基礎，我們就不可能想像如何向財富社會化踏出新的一步。如果不能證明也無法檢驗最高所得與資產是否有所貢獻，亦即沒有真正重新施行累進稅制，我們就不可能想像建構福利國家與將社會福利去商品化的歷史上踏出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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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必須提醒各位的是，二十世紀時具體運作過的累進稅制不只讓不同所得與財產階層應繳納的稅賦得到更公正的分配，也明顯抑制了稅前的不均程度。這種除了重分配之外還能進行前分配的作用絕對非常關鍵，同時讓我們看到累進稅也能深入影響生產過程，當然這還需要搭配許多其他制度，例如工會權或者企業經營會議中的員工席次。需注意的是，薪資等級的差距因為實施累進稅制而大幅縮減（尤其是適用於最高所得的八十％到九十％稅率），也是讓人們能平等對抗奉行商品邏輯之領域的必要條件。如果那些數位產業下的資本主義企業付出令人咋舌的高薪，希望盡可能把市場上所有最頂尖的資訊工程師全招入旗下，對於負責管理這些企業的政府部門來說恐怕會變得非常棘手（除非他們選擇鼓勵企業相互競逐，讓原本就很高的薪資差距繼續擴大）。對金融部門或法律部門而言也是如此。把薪資差距拉回五倍之差，而不再是二十倍或一百倍之差，這件事不只是分配正義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政府如何有效進行管制與發展另類經濟組織模式的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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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可以補強基本收入之不足且更具企圖心的工具是近來在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之相關討論中提出的就業保障制度。其概念是提供所有希望就業的人一份全時工作，薪資為符合合理標準的最低數額（在美國為每小時十五美元）。財源由聯邦政府提供，政府勞動相關局處會提供在公部門或合作部門的工作機會（市鎮政府、地方自治團體、非營利組織）。在一九四四年羅斯福提出的《經濟權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與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恩組織的「為工作與自由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大遊行打下的雙重基礎之上，這套制度可望大大助於去商品化的發展且重新定義集體需求，尤其是在個人服務、能源轉型與房屋更新等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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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摘要
托瑪·皮凱提的《平等的反思》是一本結合歷史、經濟與社會學的「迷你版」大作，核心在於探討**「貧富差距擴大但整體卻可能是百年來最平等」的悖論**，主張 平等是一種需要持續努力的價值與選擇，而非終點，提出透過更全面的財富重分配、稅制改革及民主參與等跨國界藍圖，來解決殖民遺緒、種族衝突及數位獨裁等新興不平等，讓讀者從「競技場」的輸贏擴大到整個社會結構與歷史脈絡，追求更包容、共融的「參與式社會主義」。 書籍內容概要 核心問題與論點: 在全球貧富差距日增的背景下，為何歷史長期趨勢顯示人類走向平等？皮凱提認為，我們已在許多層面（如健康、教育）進步，但財富集中未解，新的不平等（數位、種族）又現。 跨學科分析: 結合經濟學數據與歷史敘事，分析從工業革命至今，教育、殖民、戰爭、民主化等如何影響不平等。 改革藍圖: 提出「參與式社會主義」：透過累進稅制、遺產稅、教育普及、勞資共創公司等，實現更全面的財富重分配。 樂觀基調: 儘管有挑戰，皮凱提強調歷史證明人類有能力透過改革趨向平等，鼓勵讀者以溫情與務實的態度推進。 讀者心得與感想（共識） 洞見與啟發: 許多讀者認為本書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將不平等問題從個體競爭擴展到社會制度，幫助理解「為何我們習慣不平等」。 觀點的衝擊: 對於「平等」的理解從結果轉變為價值選擇與集體努力。 解決方案的務實性: 皮凱提的方案被認為不是民粹口號，而是基於數據與歷史的具體政策建議，試圖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反思與行動: 促使讀者反思自身在不平等體系中的位置，並思考如何設計更包容的社會。 皮凱提的切入點 不同於聚焦於單一原因，皮凱提提供了一個**「變焦鏡頭」**，將歷史、政治、社會結構納入考量。 他主張打破傳統二元對立（如資本與勞工），將公司、社會視為共有財產，提升勞動者的權益。 這本書是對過去研究的精華提煉，旨在提出一套應對當代不平等的**「全方位」**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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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弘／爭論全球不平等──導讀托瑪．皮凱提《平等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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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為何走向不平等？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海地為例，強調殖民主義對社會平等造成的傷害。圖為2022年9月7日，聚集抗議前總理亨利（Ariel Henry）對國家經濟政策掌握失能的海地民眾。（攝影／GEORGES HARRY ROUZIER／ANADOLU AGENCY／Anadolu via A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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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起源、趨勢與後果是社會科學歷史上最重要議題之一，也是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作《平等的反思》（Une brève histoire de l’égalité），不僅是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等書的精華，也對全球不平等的長期趨勢提出樂觀的觀察，與更加政治性的解釋。全書沒有抽象的概念或冷僻的數學，是有關全球經濟不平等爭論很好的入門書。 為了讓讀者享受閱讀的樂趣，本文將針對皮凱提的經歷、本書內容涉及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前提與經濟不平等變化趨勢的歷史解釋與預設，以及相關的重要學術爭議，做延伸介紹。皮凱提在書中支持的各種全球促進平等的政治與制度改革，並且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的聯邦主義策略，值得身為讀者的我們持續思辨。 一名左派經濟學家的誕生 旅法香港哲學學者宋治德與筆者的著作曾經回顧皮凱提的經歷。1968年歐洲即將削減關稅，法國卻經濟衰退，由學生與工人發動總罷工抗爭，迫使右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府下台。2008年法國六八學運40週年時，一位法國毛派學運領袖女兒林哈特（Virginie Linhart），出版了《那一天我父親就是你》（Le jour où mon père s'est tu，暫譯）一書，對六八學運世代的子女進行訪問，皮凱提是其中之一。 皮凱提父母是1968學運世代裡著名的高中學生領袖，在抗議中邂逅，並加入法國托派組織「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當時皮凱提父母為了革命理想，放棄升大學，反而自願「下鄉學習」，引起法國學運界關注。後來因為在「工人鬥爭」內受到排擠，以及抗爭消退後的失望情緒，舉家搬到法國南部奧德省（Aude）牧羊，過著簡樸的鄉村生活。後來皮凱提父母回到巴黎，父親在國家農業研究所逐步晉升到研究技術員，母親則成為小學教師。 在左派父母親薰陶與兒時經歷影響下，皮凱提22歲就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任職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與巴黎經濟學院；2013年獲表揚青年歐洲經濟學者的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 除了前述著作之外，皮凱提還推動全球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公布「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台灣參與者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前副院長朱敬一院士，以及林明仁、連賢明、羅光達、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陳建宇、蘇軒立等國內知名學者。皮凱提曾訪台介紹《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等著作，筆者有幸曾與他私下見面請益，或許有助詮釋本書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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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為何走向不平等？ 人類社會裡各種物質與權力不平等如影隨形，但是歷史起伏與跨地區差異非常大。在西歐少數國家的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發展不平等仍是有限的，因此，很多學者會傾向當代的經濟不平等源自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而減少不平等關鍵在於解決低度發展的困境。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與障礙是什麼？為什麼資本主義首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在21世紀，很少學者會認真覺得歐洲種族或西方文明比較優越，對經濟起飛的解釋傾向兩類，第一類是歐洲內生的制度創新，由於其地理與歷史因素，使得羅馬帝國崩解後無法重建大一統帝國，許多國家競爭強化財稅與軍事創新（註）；而在國內層級，歐美公民社會以革命限制國家掠奪，形成對財產權的保障與「廣納式」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發展（註）。這些內生制度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成就西方的崛起。 另一方面，外生論者更重視歐洲軍事科技領先下的全球征服與資源掠奪。雖然皮凱提沒有否認制度內生論，但是他強調多國競爭所導致的歐洲軍事優勢，更容易造成不平等的惡化。例如他引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與其他研究大西洋奴隸制度的經典研究，認為英格蘭以及法國等工業革命的成長動力，部分來自剝削美洲的廣大資源與奴隸的廉價勞力，相對的，其他帝國如中國，由於耗盡自然資源或少有海外殖民掠奪，無法觸發工業革命（註）。 皮凱提特別喜歡海地這個案例。海地是前法國殖民地，由奴隸推翻統治菁英，卻無法促進經濟成長，歐洲帝國剝削資源與勞力導致海地的不平等與政治動盪，至今仍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皮凱提強調殖民主義對社會不平等造成的長期傷害，並且反覆探討修復奴隸主財產權或給奴隸補償的各種論述，對殖民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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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展程度平均化，國家內貧富差距卻更分化 若以工業革命前的大型帝國或地主貴族統治的封建社會做為比較基準，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貧富差距的長期趨勢，整體上有很大的改善，這個論點並非皮凱提最先提出的，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就曾經以數據論證全球健康與財富分配有長期改善（註）。 皮凱提的前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貢獻在於確認1980年代之後貧富差距的「大逆轉」，大逆轉是相對於20世紀初之後的「大分配」趨勢。所謂的「大分配」源自顧志耐（Simon Kuznets）1955年的經典論文，文中認為工業化將造成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但在民主體制下，城市中下階級的政治參與將會導致政府對收入的重新分配，因而形成一個不平等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曲線（註）。因此，民主化的福利國家制度有助於經濟重分配，實施普及的社會福利、公共教育、公共醫療、累進稅率等政策，如美國新政，使得二次戰後的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來到歷史最低點。 然而，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與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出現兩個分歧的趨勢，第一個是全球發展程度的平均化，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等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開始脫離貧困，使得西方已發展國家與新興工業國家的貧富差距縮小了。但是在個別國家之內，特別是美國或英國等自由主義國家、以及前共產國家與中國等，多從戰後的所得不均下降趨勢反轉為貧富差距惡化的正U型趨勢，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貧富不均「大逆轉」。 如何解釋過去近40年絕大多數國家內的貧富分化呢？就西方大國如英美與歐洲的情況來說，有4種流行的解釋。第一種是全球金融化，即金融資本全球移動相對於無法移動的部門或人口可以獲得更多利益或逃稅；第二種則是在全球化下福利國家與租稅政策退縮，使得富人繳更少的稅與各種公共服務私有化或市場化；第三種則是企業組織中CEO薪資與股東價值大幅上漲，而工會組織被資本外移關廠與失業或不穩定工作削弱，使得勞工實質薪資停滯或下降（註）；第四種解釋是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貧富差距惡化的初級階段，缺乏民主或福利政策來進行重分配。皮凱提在前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綜合了上述論點，用數據呈現私有資本利得增長率高於一般經濟成長率，使得成長所獲得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例如前十分之一或1%富裕家庭。 邁向全球平等的改革之路 全球過去40年資本利得偏高，如何改善貧富差距惡化？在後來的《資本與意識形態》一書，皮凱提針對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之不平等歷史學發動學術爭論。席代爾在《平等的暴政：戰爭、革命、崩潰與瘟疫，暴力與不平等的人類大歷史》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裡的不平等相當強韌，只要在承平時期，少數資產擁有者的利益就會持續超過經濟成長，通常要靠最慘重的戰爭或災難，才能有效夷平貧富差距。歐洲黑死病、史上嚴重的地震或洪水、西方20世紀的兩次大戰，或是中國與俄羅斯的共產革命，都是這些暴力事件中的佼佼者。 如果席代爾的說法屬實，豈不是必須靠發動大戰才能達成大分配嗎？這就牽涉到《資本與意識形態》與本書的論述，皮凱提雖然承認兩次大戰與共產革命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影響，但是他也指出許多承平時期公民社會發動抗爭，與左派政府、人道主義或政治改革者的貢獻，例如美國廢除奴隸制度確實是靠內戰，但英國是以和平手段先達成廢奴。歐洲不少國家的累進稅與福利政策，是靠承平時期的社會民主黨執政，或政治菁英與人本主義者倡議全民健保與公立教育，這些案例並非靠戰火或天災的破壞力才實現。 最後，皮凱提建議民主社會主義的聯邦主義策略，民主（相對於暴力革命或戰爭）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他所稱的社會主義近似於平等與正義等政治哲學目標，而不是指國家計劃經濟制度；此外，他也提出全球必須共同治理國際不平等，建立比歐盟更有權威的全球遺產稅或累進稅協議。 相對於過去幾本超厚的著作，新作《平等的反思》較少繁複的文獻與思辨，因此更容易閱讀。書中減少不平等的制度歷史相當精采，對未來的全球政策建議，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的新時代，或許顯得天真浪漫，不過作為治理貧富差距的理想制度設計有重要參考價值，值得讀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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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經是個夠平等的社會了，是這樣嗎？｜讀《平等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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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像經濟學概論這類書是與我無緣的，直到這週都泡在皮凱提教授的《平等的反思》、《資本與意識形態：經濟學知識漫畫》中，才覺得我們其實可以用非常貼近生活周遭的經驗，來初步理解經濟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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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學階段就不斷聽老師們提到的偏鄉教育資源不均（就算是都市，光是南北就有差異了）、進入職場後所感受到男女薪資在職位與比例上的差異、或是直接引用先前某同事的閒聊，那個誰誰誰不工作也沒差，家裡可以讓他挖礦，直接少奮鬥20年。 我們所處的社會相較於過去早已經更平等了，對吧？那為什麼我們內心所感受到的不平等卻與日俱增？
全球不平等的形成 法國經濟學教授托瑪．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和《資本與意識形態》兩本巨著後，出了這本厚度相對薄的「小書」《平等的反思》（這邊忍不住還是想吐作者槽，對剛理解經濟學理論的圈外人來說還真不小XD）
一開始帶出幾個里程碑，讓我們看見數據下，全球各地的平均壽命、健康條件、教育與文化、醫療水準等，都有顯著提升，然而皮凱提要我們不能忽略這些生產與所得之所以能成長，是靠過度開發地球資源換來的，觀看經濟成長不是只靠單一指標，這背後要探討的，就是整個全球經濟體系與貧富差距的關係了。
皮凱提也很用心的講古，在法國大革命、歐洲工業革命後不斷有制度創新，包括財稅與軍事、民主化進程等，促進了經濟發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然而，歐洲的軍事科技優勢和殖民剝削也加劇了全球不平等。
最讓我印象深刻是海地的例子，這個法國前殖民地，在蓄奴時代盛行時，不但成功達到奴隸起義推翻殖民政權，更是黑人對抗歐洲強權並取得獨立的第一例。然而這是因為法國在後來開著戰艦，炮口對著他們並簽下同意償還巨額債款，彌補奴隸主的損失交換而來的，這個條件影響了海地近兩世紀的發展，也使他們成為美洲唯一的最低度開發的國家。 https://vocus.cc/article/66d48559fd8978000133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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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不平等需要民主行動 若以全球發展程度平均化來看，各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小是肯定的，但許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卻逐漸惡化，為什麼呢？因為金融資本開始能在全球流動（聽過避稅天堂？）、一些福利國家政策的退縮（有些國家是缺乏民主或福利政策，這就要探討各國歷史了）、部分產業因應時代薪資能急速成長（恩...你我都很熟悉）等各種條件，造就了這個我們以為只有金錢才造就貧富差距的社會，事實上更包含歷史、政策、人民的意識等多方又複雜的原因。
要打造一個完全沒有貧富差距的國家居然那麼難？皮凱提最後還是有留了一手，提出一種社會主義與重分配策略，大抵來說是比歐盟更有號召力、稅制上也比累進稅（一種越富課越多稅）更具權威的一種策略。恩......到底那一國會最先有這種 guts 執行呢？或是有哪個富人真願意使出「均富卡」？我很好奇。
若以台灣近況來看，不可否認在未來無法預測的事態下，有時抗爭、衝突與危機很可能會繼續發揮關鍵影響力，這也能讓我們在平等史上能繼續發聲。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也讓我聯想到台灣好幾次的上街遊行，皮凱提說得很好：
「認為人們會自然而然對公平而自由開放的制度擁有共識，只要將之付諸實行就能粉碎菁英階層的抵抗，是一種危險的錯覺。」 https://vocus.cc/article/66d48559fd8978000133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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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反思的意義？ 最後我不斷思考書名中需要我們「反思」的，究竟是指什麼？
於我來說，或許是打開了我從不曾真心想要了解在貧富差距背後的原因，只想一昧怪罪不公平誕生的那個思想，也明白不是一定要依靠暴力才能解決各地的不平等問題。皮凱提在援引各種數據與歷史條件後，提出看似可行的辦法，這有沒有辦法應用在台灣本身的條件呢？我會期待後續更多書友完讀的想法。
而我覺得最發人深省的是這段話：「已經實現的進步應該作為未來進步的養分，而不是用來助長自我感覺良好的心理，這種心理太常成為各種表裡不一行動與棄之不理的藉口。」
只要你有體驗過那麼一點點不平等的感受，不管是在學、職場、性別......那麼不要忘記有這樣的意識存在，也不要覺得什麼都不做，自然有人會懂自己的這種想法。有意識地持續行動與對話，將這些經驗成為墊腳石，也是能繼續推動社會進步的養分吧。 https://vocus.cc/article/66d48559fd8978000133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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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台灣的不平等與下一步】講座後記 此次衛城出版為了這本書，也特別邀請到台北市議員苗博雅，以及資深國際記者楊智強，由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陳俊宏擔任主持人，一同帶大家來了解平等是什麼？台灣有達到平等嗎？台灣不平等的案例？以及當今台灣的下一步又該邁向何方？ https://vocus.cc/article/66d48559fd8978000133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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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號召力最強、但最容易被扭曲的口號 首先由議員苗博雅分享他所看見的台灣不平等問題：性別、社會住宅、原住民族的外加名額、同婚……一一闡述現代台灣的不平等與立場與嚴重分歧，換個視角，我們所認為的平等，對異溫層的人來說，卻是絕對的不平等；同一起案件，你要由政治觀點來看，還是司法觀點？光是觀看角度不同就難以有共識。他呼籲：「大家不要覺得平等是一個絕對改良。」因為平等，是號召力最強、但最容易被扭曲的口號。
如何在碎片化的世界找到共同認知？尤其現在的社群媒體分眾化、年輕化，更容易出現資訊落差時，我們可以觀察那些塑造自己是維護平等的人，是否很常透過貶低他人或族群，來拉抬自己聲勢？（e.g. Trump）而這也造就一個奇妙的社會觀點：It’s not the fact, but it’s true.（我知道他講得或許不對，但他講中我的心聲）。
討論一個大家有共同認知的平等是如此困難，永遠無法對焦，但我們要因此悲觀閉門造車嗎？倒也不是，苗博雅相信，如書中皮凱提所講過，當時間拉長至百年，我們整體的平等還是不斷的在前進當中，而持續與不同族群的對話，就是一個漸進式改良。
台灣越國際，就越安全。 資深國際記者楊智強則從在報導者時期所寫過的移工不平等問題切入，他也觀察到，舉凡國內海外，最不平等被對待的，始終都是外來族群。他在揭露了烏干達學生被騙來台灣當學工後，雖然因媒體的擴大報導，讓這起事件被社會正視，還促進了相關法案改革，但楊智強也發現，隨著台灣缺學生、缺工的問題持續擴大，並且不斷引進移工，許多我們還看不見的不平等仍持續發生，且待在同溫層太久，容易覺得大家都要明白移工困境，實則不然，大家也更容易因為一個偏見，而被放大該族群的犯罪率。
他也希望，台灣人在對移工產生各種偏見前，也要試著了解背後脈絡，並更有耐心去了解一件事情。
最後引述兩位講者所言，台灣在面對各種不平等下，究竟要怎麼改進呢？法律的明確規範確實可以是一個方法，並且結合各大社會、教育、政治等機關找出實際數據，明確呈現問題；但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持續對這些社會議題有所關注，還有找出成功典範作為案例，並吸引更多人投入改進。 https://vocus.cc/article/66d48559fd8978000133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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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平等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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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走向民主、環保、多元共融的社會主義 追求平等的戰鬥會在二十一世紀持續下去，尤其是站在對過去抗爭的記憶之上。如果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這個世界能出現朝更良好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平等發展的歷史趨勢，主要是靠著一連串反抗、革命與大規模政治動員獲致的成果，那未來也將是如此。我希望在這最後一章中，談談幾個在未來數十年中可能會促進改變的因素，頭一項就是未來的環境災難與全球性的國家與意識形態勢力競爭。我將特別著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壯大所帶來的挑戰。這是一種各方面都與本書主張的去中心化民主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專制國家模式，在我看來也更加缺乏解放精神，不過西方強權卻應該認真看待。即使西方強權堅持維護一種陳腐的超級資本主義，也很難確定他們能撐到最後。真正的替代方案是民主、參與式、聯邦式、具環保意識、多元共融的社會主義，追根究柢，這無非是在邏輯上延續了十八世紀末以來人們長期投入的平等化運動。為了讓每個人都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為這場運動貢獻力量，我們必須發展以普世主義為宗旨的新型主權理論。 改變的力量：氣候暖化與意識形態抗爭 本書中提及的所有轉型，不論是關於福利國家、累進稅制、參與式社會主義、選舉與教育平等或者脫離新殖民主義，如果不是因為強大的集體動員與一些權力關係的作用，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歷史上，讓舊組織能夠被新制度取代的，永遠是抗爭與集體行動的力量。我們當然可以想像靠著成功動員大多數選民、憑著大膽的轉型政策綱領成功取得政權的和平演進。然而，我們從過去經驗看到的卻是大規模的歷史變動往往發生在危機、緊張拉鋸與相互衝突的時刻。在可能加快變遷速度的因素中，環境災難當然名列其中。理論上我們可以期待，在愈來愈多科學研究的支持下，這類災害即將發生的可能性足以喚起適當的集體力量。不幸的是，大概只有發生超越目前人類經驗且更切身也更具體的損害，才足以打破保守主義，並讓目前的經濟體系受到根本性的質疑。 在目前這個階段，沒有人能預測這類動員實際上何時會發生。我們知道地球暖化愈來愈嚴重，在二十一世紀結束前至少會比前工業革命時期上升攝氏三度，而且只有採取比目前為止設想過的方案還更積極許多的行動，才可能避免危機發生。如果全球升溫三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模型能夠預測所有可能發生的連鎖反應或是城鎮被海水淹沒的速度，以及某些國家會多快面臨沙漠般氣候。由於還有其他環境問題正在惡化中，好比生物多樣性正加速崩壞、海洋酸化或土壤沃度喪失，第一批大災難信號也可能來自其他領域。在最悲慘的假設情境下，信號來得太晚，來不及阻止國家之間的資源衝突，必須再等待好幾十年才有辦法進行想像中的重建。我們也可以想像未來幾波震撼人心的信號不斷發生，例如野火與自然災害，足以讓大家開始產生我們現在所期盼的意識，並進一步支持新的經濟體系與公權力干預，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一樣。一旦夠多人明白目前在他們每日生活中正發生的某些變化將帶來何種天翻地覆的影響，大家對（例如）自由貿易的態度或許就會幡然改變。我們也可以預見，人們對於與災難形成息息相關的國家或社會群體可能會產生敵意，好比美國的頂級富豪，當然歐洲與其他地區的富豪也不在話下。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提醒大家，北方國家雖然人口有限（美、加、歐、俄、日合計約占全球十五％的人口），卻製造了將近八成工業時代開始以來所累積的碳排放量。其原因在於一九五○年到二○○○年之間，西方國家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已經十分驚人：在美國是每人二十五到三十噸，在歐洲約為每人十五噸。儘管前述排放量目前已經開始減少：美國在二○二○年代初期降至二十噸，歐洲則降至十噸，然而現實是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從二○○○年以前的長期低於五噸，到二○○○年到二○二○年間，每人每年的排放量已成長為五至十噸。從目前觀察到的歷程，這個國家恐怕會因為人均碳排放量的水準與西方國家一樣高，而達到他們至今從未企及的西方生活水準。確實，導致這些情況發生的部分原因在於，人們對暖化的意識有所提升，以及新科技的推出。然而，對於認為「綠色啟蒙運動」（Lumières vertes）很快就會降臨地球，地球就會有一條明確的出路可走的想法，我們必須提出質疑。事實上長期以來，幾乎從工業革命一開始，人們就懷疑化石燃料燃燒的速度愈來愈快恐怕會導致不良後果。雖然人們的反應十分緩慢，到目前為止也成果有限，但主要也是因為不論是國際或國內，牽涉其中的社會經濟利益相當可觀。要減緩氣候暖化並讓受創最深的國家（尤其南方國家）獲得財源來實施氣候適應措施，需要改變整個經濟體系與財富分配狀態，而這件事可以透過發展新的全球性政治與社會串連來達成。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只會有贏家，便是一種危險且麻痺自我的幻覺，必須盡快擺脫。 中國社會主義：完美數位獨裁政權的弱點 除了環境問題以外，國家與意識形態力量的對抗是可能加速政治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政體的變化，包含它的強項與弱項。除非發生意料之外的崩垮，中華人民共和國據說會在接下來數十年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強權，即使沒有人能預測速度多快、會維持多久。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和西方國家現行的經濟結構，最驚人的差異無疑在於財產制，尤其是公有財產的份量。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公有資本（含所有層次的政府與自治團體）的占比接近七十％，當時正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接著在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一直到二○○○年代中期，此一占比明顯下降，自二○○○年代中期以後便穩定維持在全國資本的三十％左右（見圖三十九）。
圖三十九 公有財產占比的下跌（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財產私有化的發展在二○○五年到二○○六年左右停止了，從那時起，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平衡幾乎不曾再改變。由於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資本自然會以不同形態持續積累，大家開始整治新的土地、興建工廠與高樓，一切都以超高速運轉。政府持有的資本也很單純的跟私人資本一樣，以差不多的速度成長著。如此看來，中國似乎穩定維繫著一套可以稱為混合經濟的財產結構：這個國家不再是真正意義的共產國家，但它也不是澈底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其公有財產略略超過財產總額的三十％，當然這個占比連半數都不到，但已是非常有份量。持有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財產讓中國的公權力有相當多機會可以干預投資地點與工作機會的開設，並左右地區發展政策。 然而我們要請各位注意，平均三十％左右的公有資本占比掩蓋了資產類型間的顯著差異。一方面，住宅不動產幾乎完全被私有化了。在二○二○年代初，政府與企業持有的房屋存量不到五％，房屋成了有財力的中國家庭絕佳的私人投資標的，再加上金融儲蓄的機會有限、公共退休金制度經費不足的情況，不動產價格因此飛漲。與房產占比相反的是，現在政府持有的企業資本總額（所有上市與非上市公司合計，不分規模與部門）達五十五％到六十％左右。這個占比自二○○五年至二○○六年以來幾乎沒有改變，見證了國家緊密控制生產體系，甚至是加強控制大型企業。我們也觀察到外國投資人持有企業資本的占比顯著下降，被中國家戶持有的占比所填補（見圖四十）。
圖四十 中國的企業財產（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除了混合經濟的結構與國家對企業的強力控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政權喜歡如此指稱自己）的另一項重大特徵，顯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年擁有超過九千萬名黨員，相當於全國成年人口的十％左右。從當局每天透過《環球時報》傳達的官方觀點顯示，政府認為中國式民主優於西方的選舉制度，因為他們的民主將國家前途交付給一批充滿動力與決心的先鋒部隊，他們既是萬中選一也能代表社會，而且整體看來比西方既平庸、三心二意又容易受影響的選民更加全心全意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然而實際上，這個政府愈來愈像是完美的數位獨裁政權，完美到沒有一個政府想仿效它。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議事模式讓人更難相信官方說法，因為外界完全無從得知實際狀況；相對的，人人都愈來愈明顯感受到在各社群平台上對人民的普遍監控、對異議者和少數族群的鎮壓、對香港選舉程序的粗暴干預，以及對臺灣民主選舉所施加的威脅。像這樣的政權能受到其他國家輿論（而非只有領導者）的青睞，可能性似乎不高。除此之外，中國還有貧富差距的急遽擴大、財富分配上著名的極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而生愈來愈濃厚的社會不正義感，而這種感受無法永遠藉由監禁和邊緣化某些人來平息。人口即將走向衰減的預測與人口老化加速，對這個政權來說同樣形成重大挑戰，而且可能會導致中國身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強權的地位在二十一世紀下半葉被印度取代。 儘管有這些弱點，中國社會主義還是有不少王牌可打。如果西方強權死守著過時的超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放，我們就非常難確定它們能否成功控制中國政權日益壯大的影響力。在經濟面與金融面上，中國政府擁有可觀的資產，遠高於它的負債，因此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它都有能力推動大膽的政策，尤其是有關基礎建設投資和能源轉型領域的政策。反之，我們很驚訝的發現，在二○二○年代初，西方主要國家持有的財產部位幾乎全都為零或是負值（見圖三十九）。由於政府會計無法平衡（可能需要最有錢的納稅人做出更多貢獻），這些國家開始累積公共債務，同時也變賣愈來愈多的公共資產，以至於公共負債最後略略超過了公共資產。我們得把話說清楚：有錢的國家還是有錢，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來到了歷史高點，沒錢的只有他們的政府。如果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這些政府的資產可能會愈負愈多，在這種情形下，公債持有人擁有的將不只是所有公有資產（房舍、學校、醫院、基礎建設等），還包括從未來納稅人繳的稅金中收取一份的權利。相反的，就像同一批國家戰後曾經做過的一樣，我們絕對做得到加速消除公共債務，好比從最龐大的私人資產上課徵一些稅金，公權力就可以恢復一些運作空間。要做到這件事，需要人們意識到有許多可能的選擇與各種相關的政治與社會動員，但不幸的是，有鑑於保守主義氣氛瀰漫，這麼做有可能再度引發一些危機。 中國政權還有其他優勢。當氣候災害到來時，他們大概會毫不猶疑的把一切打為西方國家的責任。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中國總是逮到機會就提醒大家他們的工業化沒有依靠奴隸制與殖民主義，而中國自身也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使他們面對全世界都認為永遠如此傲慢的西方國家時多了幾分底氣。西方國家總是急於在正義與民主方面對全世界指指點點，與此同時，卻似乎無法面對侵蝕其根基的不均與歧視問題，還會適時和所有對他們有利的專制統治者與寡頭達成和解。針對上述所有議題，回應專制集權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好方法便是推廣一種參與式民主社會主義，它是一種具環境意識的後殖民社會主義，更關注南方國家的狀況與西方國家的種種不平等與偽善。這種轉型也讓我們可以應對失速的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問題，亦即二○○八年金融危機與二○二○年流行病危機所造成的加速衰退，而長遠來看這種衰退的背後原因，可以歸咎於雷根主義曾承諾去管制化後會促使的經濟活絡與成長最終落了空，導致一度聽信政府描繪美麗遠景的中層和平民階級開始嚴重懷疑全球化。當然一時之間，我們可能會害怕新自由主義被不同形式的新國族主義取代，像是化身為川普主義、英國脫歐或日益高漲的土耳其、巴西或印度國族主義，這些政治運動各有差異之處，但共同點是指責外部力量與內部各少數族群對國家遭遇的不幸負有極大責任。川普的失敗證明了這類政治風潮最主要的危險就是，可能導致社會一下子陷入激烈的認同衝突，並激起新一波租稅與社會傾銷浪潮，使最富有的人與製造最多汙染的人從中得利。事實證明，這些政治風潮都不太可能解決我們眼前的挑戰，從本質上來看，更可能會強化中國的專制集權社會主義，因為中國除了從民族主義得到養分，更有一個能提供資源去實現野心與目標的公權力作為靠山—至少目前是如此。 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研究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講座教授，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 皮凱提22歲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2002年獲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2013年獲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45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皮凱提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造成罕見的閱讀與討論風潮，將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皮凱提並推動全球150名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形成不斷更新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ID.world），將全世界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現況及歷史演變資料於線上開放瀏覽。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快來吧！》、《資本與意識形態：經濟學知識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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