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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劉仲敬出八旗文化 2017/06/02

=內容簡介

-百年來對東亞歷史最大的認知錯誤是：
「用神話代替歷史，誤解自己的真實地位。」—劉仲敬

　　一部用秩序的輸入和輸出來解釋1912年至今百年東亞變遷的歷史與政治

　　遠東的近代史，實際是國際政治體系演變的「終端」
　　──她的歷史演化路徑，決定於西方秩序（文明）的輸入，
　　從而不是自己驅動或主宰
　　即便是21世紀的今天也是如此

　　●沒有列強，民國無法成立
　　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大清歲代表的內亞秩序瀕臨解體。而民國之所以能夠成立，是英國主導的列強為了維護遠東秩序的穩定，盡力推遲大清體系的解體之結果。換言之，沒有殖民主義秩序，中華民國無法成立。

　　●列強退出東亞，意味著原本秩序輸入的中斷
　　一戰以後，列強忙於戰事，條約體系撤出遠東，卻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視為是自己成功地驅逐了殖民者。真實的情況反而是秩序輸入的中斷。北京政府一旦沒有條約體系的支持，對各省的權力就化為泡沫，這才有北伐的成功。

　　●蘇聯輸入秩序，國民黨淪為特洛伊木馬
　　趁虛而入東亞的新秩序大致有三種：日本的泛亞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南方知識分子構築的大中華主義。1922年，機會主義者的孫文拋棄了國民黨在辛亥時代堅持的泛亞主義，配合了亟欲擴張的共產國際，使國民黨淪為共產國際的特洛伊木馬。

　　●蔣介石夾在兩強之間
　　1927年北伐成功後，蔣介石以重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蘇聯的共產主義與日本的泛亞主義，夾在兩強之間，以黨國體制全力吞併和破壞東亞大陸殘存的各個自治體系（指北洋時代的各省自治）。

　　●國民黨並不是敗給共產黨，而是敗給蘇聯
　　二戰後，曾短暫成功的日本帝國泛亞主義破滅，被迫撤出了東亞。只有蘇聯才有辦法填補秩序的真空，希望以支持蔣介石在關內的統治換取自己對滿洲的統治。但大中華主義者蔣介石拒絕了對自己最有利的和平，史達林轉而支持毛澤東，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失敗，只能逃到台灣。

　　●中共充當韓戰的人肉盾牌
　　1949-1950年，蘇聯為了支援朝鮮戰爭，為北京和平壤建立了完整的計劃經濟體系。紅色中國根據自己在冷戰當中的位置，確立了建國初期的史達林體制。毛澤東作為中共內部的梁山系，以馬基維利的手法和莫斯科支持的列寧黨苦苦周旋——中共建政後的一系列內部鬥爭都可以籍此解釋。

　　●毛投入西方陣營，中國假借美國秩序韜光養晦
　　毛澤東臨死之前，切斷了黨內的列寧主義者（周恩來、鄧小平）重新投靠蘇聯的管道。1972年尼克森訪華，1978年中美建交。華盛頓－北京的機會主義聯盟解除了蘇聯的外部威脅，北京投入西方陣營，搭上自由主義秩序主導下的全球化快車，從而保持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增長。也導致莫斯科兩線作戰，加速了蘇聯的崩潰和冷戰的結束。

　　●臺灣轉型為民主國家
　　台灣在美國的保護下，社會重建漸次展開，在冷戰結束時，已經具備了恢復正常國家地位的條件，也同樣在自由主義秩序的保護下轉型為民主國家。沒有美國的自由主義秩序主導，以大中華秩序運作的台灣，絕對沒有民主化的可能。台灣屬於美國秩序的一部分，美國不允許大陸上的強權改變均勢，是它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臺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臺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

　　●中國企圖改變既定秩序，最大可能是自身崩潰
　　21世紀，對接英美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秩序而「崛起」的中國，力圖推行自己的政治秩序（中國夢、一帶一路、新型大國關係、南海、兩岸）。這是中共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然而中國的認知圖景和路徑選擇，和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產生巨大衝突。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它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

　　劉仲敬在本書中，

嘗試重新建立我們對於近代東亞歷史的認知，打破神話，重新理順東亞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以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他以獨創的歷史模型和詮釋體系（秩序輸出論），分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現在，遠東秩序輸入和輸出的演化路徑，從而解構了「中國」的建國神話和黨國的歷史話語。

　　在他看來，秩序是不能容忍真空的。因為東亞世界並沒有內在生成強大秩序的能力，在歷史上，它一直被內亞輸出的秩序所主導；近代以來則是西方秩序。它排除一個秩序之後，到來的絕對不是理想王國或千年盛世，一定會有另外一種秩序繼承原有秩序的地位。遠東的歷史就像這樣在各方秩序（殖民主義、共產國際、泛亞主義、中華民族主義）的輪替、衝突之間持續演進至今。

　　以如上視角看待今日的政治格局，就會發現：二〇一六年以後的東亞格局酷似一九七二年以後的世界，只是層次和數量級相應地降低了。北京接替了莫斯科的角色，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陷入日益狹窄的境地。它利用過去三十年贏得的紅利，試探國際社會，盡可能在亞太地區取代美國，至少爭取事實上的中美共治局面。這種策略如果成功，遠東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可能性就會消失。所有各方都會損失慘重，北京很可能是損失最大的一方。

　　然而作者認為，北京一直存在認知結構上的缺陷，所以這是一個歷史的決斷時刻。瓶塞一旦打開，一百多年積累的歷史運動將被壓縮，未來不得不從當初中斷的地方重新起步，而東亞的秩序真空可能引起新的入侵和潰敗。

　　然而開放的路徑本身就具備無窮的魅力，因為決斷時刻的毫釐之差都會留下長久和深刻的印記。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民國紀事本末》、《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目錄

序：命運播種

第一章 世界體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
二、一戰與德國的革命外交
三、協約國和日本維護遠東體系的佈局
四、十月革命與世界革命策源地
 
第二章 遠東體系的破裂
一、列強的綏靖主義和民國的機會主義
二、法統的崩潰與邊界的崩潰
三、「遠東共和國」與遠東革命佈局
四、短兵相接的時代
 
第三章 三種革命外交的競技場
一、蘇聯的路線鬥爭與遠東革命政權的反覆
二、日本的國際協調主義和泛亞主義
三、國民政府的歷史：國族建構和區域霸權主義
四、瓜分舊秩序殘餘資源的鬥爭
 
第四章 從二戰到冷戰
一、國際共產主義與國際統一戰線
二、「滿洲堡壘」和泛亞各國的民族構建
三、華北、南京和重慶的法統復辟與革命投機
四、毛澤東的戰術：列寧主義與梁山路線
 
第五章 冷戰與反殖民主義
一、從滿洲到朝鮮：格局選擇憲制
二、一九五四年體制的鞏固和演變：憲制適應格局
三、東南亞的顛覆與反顛覆
四、梁山的逆襲：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
 
第六章 世界革命的失敗
一、列寧主義的復辟與冷戰末期的機會主義聯盟
二、全球化的重臨：冷戰真空和遠東孓遺
三、羅馬世界的挑戰者和投機者
四、遠東冷戰體制的最後崩潰
跋：決斷

序

命運播種

　　今天所謂現代世界的產生，通常包括兩種截然不同的所指，以不同比例混合，補充和吸納若干本身本無意義的細節和現象。第一種所指其實就是英格蘭的歷史路徑，經過若干變形和妥協，輻射和改造了歐洲和世界的面貌。俗人和下士為了回避歐洲中心論的嫌疑，改用太監一樣中性的詞彙「現代世界」。如果說學問的本義就是盡可能增加公眾的理解力，像蘇格拉底一樣毫不忌憚暴君和暴民的感情，政治正確的意義就是學術無產階級將判決蘇格拉底的法庭內化到自己心中，用貌似知識的政治信念、而非彰明昭著的無知作為降低公眾理解力的工具。第二種所指蘊涵了人類文明和命運的深刻變化和巨大威脅，意思是我們所知的文明從此開始自覺和武斷地干涉人類和世界的命運。歷史上存在過的大多數已知文明都是越過這個閾值以後，給文明內部的自發秩序生產力增加了太多負擔，最終將世界留給了輕裝上陣的蠻族秩序生產者。第二種所指給第一種所指提出了尖刻的警告，因為英格蘭相對於歐洲、歐洲相對於世界的最鮮明特徵就是：她在蠻族習慣和宗教信仰（這兩者在下士眼中都是愚昧和野蠻）的保護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覺和武斷，從而積累了比以前和同時其他文明更為豐厚的元氣（秩序生產力）。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所謂的西方和現代文明點燃火炬以來，給觀眾造成了光明的永恆天經地義、黑暗和灰燼一去不復返的感覺。在西方文明以前，其他文明的觀眾從來沒有這樣的奢望。他們非常清楚文明的煙花性質，對灰燼的冷卻並不感到驚訝。

　　知識是文明所仰賴的甜蜜和光明，但知識也有兩類。第一類知識是園丁的知識，默默保護和積累秩序生產力，借助無數薛西弗斯的質樸和虔誠，將每天都想露出地面的野蠻推回到地下。這種知識雖然並不全部依靠默會來傳承，但默會的部分終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類知識是煙花匠的知識，將蠻族時代和文明時代積累的秩序資源點燃，照亮了歷史、世界和未來。他們的技藝同樣配得上人類永遠的稱羨和感激，但他們的成就主要不是取決於自己，而是取決於園丁積累和生產的厚薄快慢。如果煙花消費的速度超過了積累和生產所能支持的程度，仿佛繁花似錦的文明就會從內部枯萎。文明的維護者對第一種知識只能保護和培育，對第二類知識既要保護又要限制，因為後者的失控是文明衰亡的重要原因，不遜於後者的產生是文明成熟的主要標誌。現代世界的成熟，以民族國家的整合為標誌。民族國家和成文法取代封建自發秩序和習慣法，讓歷代園丁積累的薪柴大放廣袤，但還不至於讓整個森林付之一炬。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標誌著毀滅羅馬和其他眾多文明的危險技藝再度發現，將美麗和溫暖的火炬變成了毀滅世界的火災。無數驕妄的生靈嘲笑先人的愚昧，自以為掌握了永享光明的不二法門，卻突然發現自己在黑暗中搖尾乞憐，摸索最後一點點迅速冷卻的餘燼。正如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混淆黑白的話語體系就是顛覆者的先鋒。二十世紀的遠東革命史經過他們的割裂和歪曲，已經淪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奧吉阿斯牛圈，急需清理和復原。顛覆者從來不乏冒充理性客觀中立的高級匪諜史學，他們的危害比明火執仗的《聯共（布）黨史》大得多，即使三十年前的費正清學派也不過如此。

　　高級匪諜有一定的專業能力，完全清楚一旦材料回到比例恰當的格局當中，形成前後連貫的整體，歷史現場的脈絡和情境就會自動呈現出來。他們的技巧不在於徹底的抹殺和直接的偽造，而在於巧妙地割裂和扭曲：隔斷材料和環境的聯繫，切斷前因和後果的關係，將直接和密切的關係排除在人為製造的格局之外，用楚門世界的框架和鋸人魔術的佈景聯綴起來，用蒙太奇技術製造虛假的相關性和因果性，用假線索掩蓋真材料的意義，這樣外行讀者就看不清材料在格局當中的意義了。誰能寫好一部以朝鮮為中心，僅限於朝鮮範圍的朝鮮戰爭史？既然戰爭的主角、前因和後果都在半島之外，僅僅是錯誤的框架就足以妨礙讀者形成適當的比例感了。整體比例感的破壞和相關性的錯置對公眾的理解力危害最大，遠遠超過具體材料或考訂的謬誤。任何版本或傾向的《中國現代史》或《中國革命史》都會造成同樣、甚至更大的問題，因為「中國」本身就是現代史或革命史造成的結果，在現代史或革命史開始的時候並不存在，自身不能構成遠東歷史的主要驅動因素和全部現場，這些都是《遠東的線索》必須存在的原因。基本格局和線索恢復以後，材料的搜索和考訂就不是多麼困難的任務。

　　偽問題和稻草人只要置於比例恰當和線索清晰的格局當中，無需辨證就會自動淪為笑柄。抗戰由誰領導？這種問題有任何意義嗎？既然事後爭奪領導權的覬覦者根本沒有獨立的決策權？史達林和蔣介石的交易早在三〇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項人肉盾牌計畫才是蔣介石開戰的真正理由和紅軍長征的真正原因，尤其也是汪兆銘堅信蔣介石會害死國民黨的真正理由。敵後抗戰是不是中流砥柱？這種問題有任何意義嗎？既然東亞大陸在二十世紀國際板塊的運動中，從來都不是主要動力？覬覦者在敵後的主要工作就是消滅了大部分友軍，包括河北、山東、江蘇三大省政府，發展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海路貿易，用糧食換取日本武器，依靠津浦路協定從上海和汪兆銘控制區輸送物資而已。這條路線比美國飛行員用生命換取的駝峰線更大更可靠。上海四五〇年代和香港八九〇年代商人以此起家者比比皆是，東南局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抗戰最初幾年，沈鴻烈和韓德勤的部隊集中力量破壞津浦路。八路軍消滅了前者，新四軍消滅了後者。此後，津浦路就不再危險了。潘漢年是這場交易的代表，饒漱石是他的直接上級，劉少奇又是饒漱石的上級。饒漱石在五〇年代的風暴中落馬，本來不會開除黨籍，因為潘案的牽連只能老死獄中。饒案即使在文革後都無法平反，因為饒的復出會把劉少奇變成漢奸。毛澤東說饒對黨不老實，就是看穿他在認罪材料裡玩弄手段，企圖留下日後翻案的活門。鄧小平和他的朋友們也是因此下定決心，讓他永遠沒有機會開口。

　　諸如此類的鬧劇佈滿了二十世紀的遠東歷史，然而真正的悲劇在於甚至連直接受害者都不知道犧牲的原因。無知的大軍繼續在黑暗中相互殘殺，根本原因在於我們仍然生活在烈焰留下的灰燼當中。這場大火雖然尚未也並不必然徹底毀滅我們所在的文明，但無疑已經造成了最大破壞，可能預示類似、甚至更大的危險。文明的朋友理應盡到自己的責任，復原火場的草蛇灰線，將犧牲者應得的公義還給他們。

　　是為序，錄舊作志之。

　　山河
　　北顧難存衛，東途恥帝秦。
　　客星橫上黨，木葉斷江陰。
　　駑馬嘶碣塞，離人望華亭。
　　傷心寒潭客，猶自雒城吟。

=第六章　世界革命的失敗

=一、列寧主義的復辟與冷戰末期的機會主義聯盟

（前略）

=臺灣戰略地位的下降

華盛頓─東京─北京非正式聯盟牽制莫斯科─河內聯盟，發揮了舊金山體系編外保安的作用，降低了世界警察維持遠東秩序的成本。莫斯科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圍堵，北京只得到了登堂入室的幻覺。復辟政權暫時得到安全，卻始終沒有得到合法性。從板門店到金門的冷戰邊界只能淡化，無法抹去。北京鑑於自身地位的脆弱性，決定滿足於自己能夠得到的東西，共同抵抗蘇聯擴張的大局。

國會堅持美國法律高於外交政策的原則，通過了《臺灣關係法》，目的在於防範未來的尼克森，在羅馬義務面前保護美國的憲法自由。遠東的合縱連橫在國會政治的百年大計當中，只能構成微不足道的周邊因數。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對美國國務卿范錫說：「美國政府與國會制定什麼法律是美國的內政，中國不予干涉。」三月中旬以後，北京才發現《臺灣關係法》繼承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核心內容：安全和軍售。此後的談判重複了一九七二年交易的格局，停留在「坦率交換意見」層面，擱置沒有共識的項目，經營利害一致的項目。只要蘇聯的威脅尚未解除，求同存異的原則就能解決問題。南越和臺灣是一九七二年交易的主要受害者──美國過去以臺灣和南越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一九七二年後以中國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臺灣和越南的戰略地位自然相應地下降，體現為美台斷交和美軍撤出南越。北京從西貢的陷落得到安慰，以為臺灣早晚會重複南越的命運。

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書宣稱：「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蔣經國作為資深的聯共（布）黨員和情報工作者，完全懂得怎樣翻譯統戰語言。北京實際上在說：「無論你如何偽裝，國民黨都不是美國秩序的合格成員。大中華主義並不比泛亞主義更符合威爾遜主義，新三民主義跟列寧主義都不符合美國憲制。美國人可以出於權宜之計保護你們，但早晚會培植更加接近這兩種標準的本土派取代你們。你們為什麼不在為時太晚以前，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呢？半列寧主義的政黨離不開列寧主義的保護，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中華主義是你們的優勢和我們的白手套，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失去利用價值。」

台北流亡政權的本土化

國民黨習慣將特務工作交給黨內左派，以及真實或偽裝的前共產黨人。蔣經國深厚的蘇聯背景使他特別適合駕馭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產黨人對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負有最大的責任，老派軍人或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遠不如他們擅長斬草除根。他們一方面消滅了本土士紳，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階級鬥爭工作；另一方面又消滅了自己在島內的同志和晚輩，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自相殘殺工作。他們在前一方面的徹底性不及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義復辟；在後一方面的徹底性大於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技術官僚提前以建設名義搶班奪權。

蔣經國本人從特務首腦轉型為內閣首腦，本身就反映了這兩種相反相成的發展趨勢。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國防安全會議在五○年代初期取代了鄭介民和毛人鳳的舊班底，在五○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轉型為正規的技術官僚組織，中層幹部的培訓和技術裝備的補給完全依賴美國的對口機構。國防部情報局對應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調查局對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會議模仿美國的類似做法，不設實際管理機構，協調所有情報治安機構，包括駐外武官處和島內憲兵司令部，論實權僅次於總統和行政院長。

臺灣情報機構的現代化先於軍隊和政府，現代化的節奏恰好跟蔣經國從保密局到國防部和行政院的節奏同步。現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領導人武斷權力的結束，或者說是美國世界秩序的內化。工作人員對無論民選還是任命的領導都沒有多少依賴性，但美國導師和同儕的交流共用只要中斷六個月就會讓他們混不下去。從此以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匪運工作模式實際上已經過時了。

江南案的政治意義在於，美國情報機構一般能夠先於臺灣政治領導人瞭解臺灣情報部門的真實做法。正式的聯盟條約和外交協議是必須執行的，日常的技術培訓和後勤支援不是必須執行的。前者是剛性約束，後者是柔性約束，但柔性約束產生的影響和依賴性，並不一定低於剛性約束。美台關係在剛性約束解除以後，柔性約束反而更加強大。這種基於溝通習慣的柔性規訓和基於天花板約束的剛性規訓構成了臺灣不成文憲法的核心部分。

臺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不在內部，而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如果盟主不是強調民主價值的美國，臺灣內部的力量不一定能產生民主。同樣，大清和民國的立憲政體是歐洲自由主義體系的延伸。遠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驅動力和規範力量也不在內部，而是來自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略佈局。成文憲法必須通過重新解釋契合世界憲制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釋的主要規範性力量不在臺灣內部，正如十九世紀條約體系和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核心動力不在遠東。

遠東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知道他們是世界共產主義的一部分，也知道東亞不是世界的中心。毛澤東封閉培訓出的新一代人缺乏國際視野，被前一代人發明的歷史神話欺騙。華國鋒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在東南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窮途末路時仍然宣稱，我們共產黨人在哪裡鬥爭，就會在哪裡勝利。鄧小平集團在臺灣問題上至少犯了三個致命的格局性錯誤，這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非常不可能犯的。他們以為北京和臺灣的鬥爭是東亞大陸常見的南北朝鬥爭，時間對北朝有利，忘記了自己作為失去內亞太上皇支持的石敬瑭政權，並不是時間的朋友。他們以為國民黨流亡者同時面臨共產黨和本土勢力的威脅，最終會選擇投靠共產黨，沒有料到國民黨首鼠兩端，使自己喪失了統戰價值。他們以為美國像以前的國民黨保護人和蘇聯保護人，可以在自己羽翼豐滿以後反戈一擊，沒有想到自己的統戰價值是依靠出賣蘇聯得到的，吞併臺灣的可能性在蘇聯垮臺以後必然迅速減少。北京的復辟政權在世界邊緣停留過久，已經喪失了前輩掌握世界秩序的良好感覺。蔣經國理解他們所說的一切，但做出了恰好相反的選擇。

蔣經國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不希望出現吸引眾望的明確繼承人。他不斷提拔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擔任副手，然後在他們積累到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以後，重新換上新一代沒有經驗和聲望的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為的那樣，還可以多活十幾年，李登輝是沒有多少機會在一九九○年代繼續擔任副總統的，很可能會在後來的繼承人面前扮演類似林洋港的角色。不過，李登輝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兩回事。後者是蔣經國在繼位以前就已經開始的佈局，非常不可能因為具體人選的更動而改變。蔣經國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導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鎖統派路徑的意圖。他是國民黨內最瞭解蘇聯政治語言的人，而廖承志的遊說已經暴露了特洛伊木馬的未來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讓對方吃啞巴虧，而自己仍然處在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啟動的遊戲在自己身後完全失控。這主要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臺灣憲制必須適應世界憲制演化的問題。

蘇聯在八○年代末葉的突然潰敗，超出了所有各方的預料，然而就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憲制模式而言，只能認為極其自然：列寧主義以社會的敵人自居，企圖以最快速度砸爛罈罈罐罐，將所有資源投入世界革命，導致下一步革命的難度大大增加。史達林主義為了克服更加強大的免疫機制，必須將顛覆和突襲升級為長期的戰爭，將大部分資源投入軍事相關產業。列寧主義繼承者在看得見的國家層面必然比看不見的社會層面強大得多，引起的對抗自然會超出境內社會能夠支援的限度，差額只能靠不斷擴大捕食物件來解決，擴大的邊界一旦停滯，就是滅亡的開始。

北京復辟政權的存在價值取決於莫斯科對美國秩序的威脅能力，臺北流亡政權的存在價值取決於北京對美國秩序的收買價值。柏林圍牆倒塌以後，兩者都要面對不再需要自己的世界。華盛頓只有在自己無力單獨封鎖蘇聯的情況下，才會擔心中國過於軟弱，蘇聯解體以後，中國的強大反而有害。美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因為中國的軟弱或瓦解不是對日本有利，就是對俄羅斯有利。日本的戰敗取消了前一個理由，蘇聯的解體取消了後一個理由。美國不再需要維持中國的強大和統一，首先就體現在不再需要維持國民黨流亡者在臺灣的統治。

印度支那的革命政權在八○年代重演了莫斯科的二○年代和北京的五○年代，然而世界對他們的寬容度已經急劇下降。免疫反應總是比病毒入侵慢一步，在人類的歷史上就相當於數十年時間。他們勉強趕上了最後一扇機會視窗，他們的後輩就只能以毒品販子和叢林盜匪的身分了此一生了。

介紹劉仲敬的《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訪問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先生。

7月3號，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領綱草案，預計於9月起在全國22個縣市召開公聽會。其中過去曾經引起最多爭議的高中歷史課綱，改成「台灣相關分域討論」「中國與東亞的交會」和「台灣與世界」三個分域。

其中，中國史的內容，由一冊半簡化為一冊，而且以「中國與東亞的交會」來呈現，論述歷代華人和東亞國家的交流互動，不再教中國朝代史。

這樣的新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震驚。聯合報7月5號的社論，題目是「蔡政府將端出媚俗去中的歷史課綱」批評說，新課綱凸出了臺灣的主體建構，模糊中國的歷史脈絡，切斷臺灣與中國的連結，強化臺灣與世界的互動。證實了外界對蔡英文政府「文化台獨」的指控。

但是，就在今年六月，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著名的歷史學者劉仲敬的新書《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正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東亞和中國的近代史。在這本書中，劉仲敬以他獨創的歷史模型，分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現在」，遠東文明秩序輸入和輸出的演化路徑。他嘗試重新建立我們對於近代東亞歷史的認知，重新理順東亞做為一個文明體係，在世界文明體係中的位置，以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定位。透過重構遠東的歷史，不只推翻了以往認知的歷史神話，也可以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指引出該走的路。

劉仲敬認為，中國一貫用神話代替歷史，誤解自己在歷史上的真實地位。東亞近代史的主軸並不是掙脫西方宰制的民族復興，力圖重建國際秩序只會造成自身的崩潰。

劉仲敬以韓國為例，他說：「誰能寫好一部以朝鮮為中心，只限於朝鮮範圍的朝鮮戰爭史？因為戰爭的主角、前因和後果都在半島之外，所以，僅僅是錯誤的框架，就足以妨礙讀者形成適當的比例感了。」劉仲敬認為，同樣的道理，任何版本的《中國現代史》或《中國革命史》都會造成同樣的問題。因為「中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現代史或革命史造成的結果，這個概念在現代史或革命史開始的時候並不存在，自身並不能構成遠東歷史的主要驅動因素和全部現場。這些都是《遠東的線索》這本書必須存在的理由。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歷史的真相剛剛好就必須從世界史的脈絡，才能夠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為什麼發生」，以及「是如何發生」的。

劉仲敬是四川人，1974年生，2012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目前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他近年來的著作，觀點新穎，格局宏大，引起中國大陸很多人的注意。八旗出版社最近在台灣引進他著作在台灣出版，也受到了台灣讀者的很多討論。

今天的節目請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先生，來介紹這本書《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的內容。

書評:《遠東的線索》

深夜,大風,潮濕的空氣中唯獨沒有飄起雪花,似乎缺乏一些情境,沒關係,我,並不是雪夜上梁山的林沖,僅僅是寫上一段讀書筆記來聊以慰藉內心的些許躁動.倒上一杯白開水,開始了接下去的步驟.

此書的全名為《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作者劉仲敬.在初讀中,時常有拍案叫絕的舉動,解答了諸多我的疑問,列如孫文為何能屢次三番地發動清廷的恐怖襲擊,又如何得到武昌首義的消息,回到大陸為何又能組建南京臨時政府,前期的革命失敗為何總是去日本流亡,背後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勢力在運作等等.書中內容不僅豐富耐讀,而且選的角度與其說是高遠,不如說正確與精闢.擺脫很多作品,尤其是20世紀歷史著作的頑疾,僅僅是站在遠東看遠東,並未站在全域,或者說是全球演變的角度上分析問題.故而得出的很多結論往往是不正確的.

遠東地區,顧名思義,東亞這塊大陸,顯然是相對西方世界的一個俗稱.自大航海時代開始,世界已是歐洲人的世界,這點毋庸置疑.故而書中開篇就提到:世界文明的秩序即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直到一戰的爆發,出現鬆動.再到二戰後,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局面.而影響到遠東這塊大陸在一二戰時期,主要是三種思潮在攪動.一是蘇聯的共產革命,二是日本的泛亞主義,三則為美國的威爾遜主義.而以往許多學者教授,或者市面上的影視劇著作,過於強調內部,什麼袁的稱帝,蔣的北伐,抗戰等,而完全忽視了外部的因素,問題的關鍵在於在20世紀的遠東地區,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內部,而是外部因素,那什麼外部因素呢?就是剛才提到的以上三種秩序對遠東的輸入.而我們,固有的觀點,總是以為遠東是世界的中心,即使不是,也是次中心,其實本質上講,在西方人的世界中,歐洲才是第一位,其次是近東,然後才是遠東,次序一旦發生偏差,難以樹立正確的角度看待20世紀的種種是是非非.

日本,作為20世紀歷史的重大參與者,首先得講下其國內的三種思潮:一以山縣有朋,桂太郎主導的英日結盟,穩坐英國在遠東的代理人角色,二以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的日俄協調論,三是頭山滿與犬養毅的亞洲提攜論.而我們熟知的同盟會就是亞洲提攜論的分舵,也是在日本友人的撮合下建立的組織,民國初期的眾多主角(宋教仁,黃興,孫文等)就是出自這裡,他們能在日本學習,交流,策劃革命行動,甚至是娶妻,組織都出力甚多.翻開同盟會的花名冊,當中的日本人甚至是多於中國人.人有日本浪人參與策劃暴動,錢由黑龍會源源不斷地輸入.為的就是提攜亞洲的兄弟建國.

蘇聯,之所以蘇聯能在1922年建國,得益於諸多的環節,首先是二月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其次有一戰德國參謀部對列寧的投機,秘密運輸列寧回國參與奪權,再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奪權.再到擊敗白軍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啟了列寧對世界革命的支持與援助.列寧的精明在於將德國參謀部對自身的投機制度化,共產國際這類組織就是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浪人,受到共產國際的培訓指導,回到各自母國發揮作用.此後深深地影響了遠東的歷史進程.這才有了我們熟知的李大釗陳獨秀,以及在上海召開的中共第一屆代表大會,以及後來廣州革命軍政府的北伐.在此後世界各地的滲透與顛覆活動中,在歐洲,近東要麼是失敗,要麼是損失重大,只有遠東地區進展得以突破,以鮑羅庭的廣州革命軍政府與上海的遠東局為列,作用顯著.此後加大了莫斯科對遠東地區的投資與重視.

北洋政府,在北伐與日本的綏靖政策下,不出意外的被淘汰出局.其中三一八慘案中遇害的劉和珍君,這在我們的高中課本是有提到的,而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是一場以李大釗為首發動的群眾運動,以他們做盾牌,成則歸己,敗則逃跑.之後的南京事件,濟南慘案都是其衍生品.1928年年底的東北易幟,宣告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落下帷幕.

國民政府,作者在書中不僅一次提到,把蔣類比凱末爾,青年土耳其党類比國民黨,大清帝國類比奧斯曼帝國.不可謂不絕妙.引錄一段"凱末爾如果願意發明自己的新三民主義,完全有機會利用大英帝國的撤退和擴張,以抗英統一戰線的身份聯俄容共,從殖民主義手中摩爾蘇和賽普勒斯,用本來可以創造小土耳其的資源買下《開羅宣言》短暫榮耀,然後用賽普勒斯的流亡歲月償還當年的透支,等待君士坦丁堡的蘇維埃政權和尼姑西亞的希臘獨立分子合攏鐵鉗."該段化為通俗的話講就是蔣野心太大,能力不足,智小謀強,沐猴冠帶.在抗戰前的東北與抗戰後的東北問題上,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其小資產階級的激進與懦弱在大陸時期展現地淋漓盡致!

我黨,因而敏感,略提一二.書中多次強調,情報系統對於列寧黨組織的重要性,抗戰時期不僅是對國民黨的滲透,包括東南亞被日佔領的國家,甚至是美國的高層.政保系統對於馴服江湖習氣濃厚的紅軍可謂功不可沒.毛熟練地運動"切香腸戰術"不斷地蠶食華北的國統區,發展了根據地擴大了黨隊伍.但其作用與後期斯對我黨的援助,用九牛一毛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而他在我黨至始至終都在膽顫驚心地游刃于史達林,蔣,汪之間,稍有不慎即可被"上級"替換.到抗戰結束的時間,無疑是其人生最為難以掌控的階段,直至斯的去世,才擺脫了這種如履薄冰的領袖生活.

《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這本書的主要論點可以總結如下：

主要論點

西方影響的深遠性
書中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而持久的，這些影響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國內結構，也影響了其國際地位。

文化與思想的交融
書中強調了中西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探討了如何在西方思想的輸入下，中國的傳統思想和現代化進程相互碰撞與融合。

現代化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分析了中國在接受西方影響的同時，面臨的現代化挑戰，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

反思與自我重建
書中提到，中國在面對外來影響時，並非被動接受，而是積極進行反思與自我重建，尋求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

總結

這本書不僅是對歷史事件的回顧，更是對當前全球化背景下中西關係的深刻思考，鼓勵讀者重新審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及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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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是劉仲敬於2017年出版的著作，探討從1912年辛亥革命至今百年間東亞歷史與政治的變遷，核心論點在於東亞歷史的演進是由外部秩序（特別是西方文明）輸入所驅動，而非內部自主發展。書中深入分析了列強、蘇聯、日本等外部勢力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並批判性地探討民國憲制的失敗及其政治演化過程。

關鍵點

東亞近代史的演化路徑主要受西方秩序（文明）的輸入所決定，而非內部自主驅動。 

4

辛亥革命後，清朝內亞秩序瀕臨解體，民國的成立依賴於列強（如英國）為維持遠東秩序穩定的干預。 

5

列強退出遠東後，導致秩序輸入中斷，北京政府失去條約體系支持，最終促成北伐的成功。 

6

蘇聯透過共產國際輸入共產主義秩序，國民黨成為其「特洛伊木馬」，放棄辛亥時期的泛亞主義。 

7

蔣介石在北伐成功後，試圖以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和日本泛亞主義，並吞併北洋時代的各省自治體系。 

國民黨的失敗並非敗於共產黨，而是敗於蘇聯的支持與干預。 

8

劉仲敬批判中國近代史的「神話化」，強調應以秩序輸入與輸出視角重新審視東亞歷史。 

4

17

書中提到「中國窪地」的隱喻，認為中國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長期是被輸入的區域，而非自主創造文明的中心。 

劉仲敬在《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中，對東亞近代史的演化提出了以下幾個關鍵解釋：

1. 外部秩序的影響

劉仲敬認為，東亞的歷史演變主要是由外部秩序（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輸入所驅動，而非內部因素主導。他強調，這一過程中，西方列強的干預和影響是不可或缺的。

2. 辛亥革命的背景

他指出，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成立並不是中國內部力量的勝利，而是因為列強，特別是英國，為了維持遠東秩序的穩定而進行的干預。若無外部力量的支持，清朝的內亞秩序將更早解體。

3. 秩序輸入的中斷

在一戰後，隨著列強的撤出，東亞的條約體系受到破壞，劉仲敬指出，這導致了中國的政治秩序進一步混亂，北京政府失去支持，最終促成北伐的成功。

4. 共產主義的影響

書中也提到，隨著蘇聯共產主義的輸入，國民黨在政治上成為共產國際的「特洛伊木馬」。這一過程中，國民黨放棄了早期的泛亞主義，轉而與共產主義勢力合作，這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5. 夾在兩強之間的困境

劉仲敬分析了蔣介石在面對蘇聯和日本的壓力下，如何試圖重構大中華民族主義，卻仍然無法擺脫外部勢力的影響，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失敗。

總結

劉仲敬的觀點強調了外部力量在東亞歷史演變中的重要性，挑戰了傳統的歷史觀，並促使讀者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歷史定位和未來發展。

劉仲敬認為秩序輸入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 外部力量的主導作用

劉仲敬強調，歷史上中國的發展並非完全自主，而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深刻影響。西方列強的介入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這種外部秩序的輸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

2. 政治結構的重塑

隨著外部秩序的輸入，中國的傳統政治體系遭到挑戰，導致了清朝的衰落和民國的成立。劉仲敬認為，這些變化不是單純的內部革命，而是外部因素的直接結果。

3. 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

外部秩序的輸入促使中國社會面臨文化上的衝突與融合，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進入中國，對傳統文化造成了挑戰，並促進了現代思想的興起。

4. 經濟依賴與結構變化

劉仲敬指出，外部勢力的經濟政策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使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外部市場和技術，這種依賴性加深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脆弱性。

5. 現代化的挑戰與困境

他認為，外部秩序的輸入使中國在尋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導致了中國在發展道路上的迷失和困惑。

6. 國際關係的重塑

劉仲敬分析了外部秩序如何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特別是在面對外來侵略和全球化挑戰時，外部力量的存在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國際策略和行動。

總結

劉仲敬的觀點強調了外部秩序在中國歷史演變中的重要性，這種深遠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與經濟上，也包括文化和思想的層面，使得中國的發展路徑充滿了複雜性與挑戰。